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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3影视奇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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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中国的台湾人凄惨命运


二次大战结束后,在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都有不少台湾人,因为战争因素或遣送问题无法解决,而被迫无奈地遭到滞留。

滞留在其他国家的台湾人,因属台籍日本兵居多,所以,有一部份成了『战犯』,其余的绝大多数都由日本政府派船舰载运回台湾,而且大致在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间就完成了遣送作业,只有少部份被以『战犯』身分监禁。

滞留中国的台湾人凄惨命运

至于滞留在中国的台湾人,则除了台籍日本兵之外,也有为数不少的经商者,他们滞留中国期间的待遇,事实上并没有比滞留其他国家的台湾人好得多。

中国国民党政权对于滞留中国的台湾人始终未加重视,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间,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将台湾人遣返台湾。其中,滞留人数最多的海南岛,是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才开始有第一批台湾人被送回台湾。

这第一批被送回的台湾人共有二千人,他们在八月二十八日上午返抵基隆时,竟然有二十八人在船上死亡,另外,有一百多人患了重病。这是日本在无数批遣返台籍日本兵时,从未发生过的。

根据当时的《和平日报》报导,一九四六年九月底,第二批由海南岛送回的台湾人超过三千人(含二百多名密渡者),搭二千吨级的「沙班号」轮船在高雄港第九号码头上岸。「沙班号」途经澳门时曾遭遇暴风,一度失去讯息,抵高雄港时发现每一位都是骨瘦如柴、脸色蜡黄,运送过程中死亡十七人、重病六十五人。

滞留中国的台湾人凄惨命运

台湾人在被送回途中死于船上,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中国期间,曾经备受欺凌、所受待遇远不如日本人。也就是说,滞留在中国各地的台湾人,完全被中国国民党政权当作『次殖民』看待。

中国国民党政权的行政院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公布命令集中管理滞留中国的台湾人,此令一出,各地台胞被抢劫的很多。在上海经商的杨肇嘉,不仅所经营的农场被抢个精光,本身也遭检举替日本人工作,受到调查。

战前在天津作生意的吴三连,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战争结束后中国混乱情形时指出:「『汉奸』的指控,很快地落到当时在伪政权中做官的台湾人头上。」

「除了救援被指为汉奸的台胞之外,也同时要救援被指为奸商的台胞。有一些台湾商人由于曾经做官方的生意,所以面临财产被充公的命运。」

丘念台也在他的自传《岭海微飙》中说:「当时,居留广州的台侨约有二万人,包括隶属日本军籍者一千六百人,他们与日侨和日军,都是分开收容。对于台籍侨民,政府准期在广州市内自动集中,设立了十六个收容所来安置。其中,有很多台湾人护士因不安而自杀。

「当台湾籍官兵最初被我解除武装时,竟有许多本国的人士,指责他们是帮助日本作恶的汉奸。」

到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广州的台湾人还有万余人,他们因被歧视,生活无着,流为乞丐饿殍。在厦门台胞有八千人,财产均被没收,其中有二百多人被拘禁,虽欲归台而市政府不给证明,致无法出境。

在海南岛的一万多名台湾人情况更惨。他们蓬头垢面,衣不蔽体,流落街头。乔治.科尔在《被出卖的台湾》一书中说,『联合国救济总署』的一个工作队发觉了这些台湾人已濒临死亡边缘,经过一番漫长複杂的交涉后,才为其中二千人取得了回台船位。

中国国民党政权不愿派船遣送台湾人,根据国民党政权高层的指令,他们是计划在遣送日本军民之后,才要解决台湾人滞留的问题,是所谓『先日人、后台人』的原则。

政策上的歧视不打紧,当『联合国救济总署』通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时,中国国民党政权官员竟然说:「这些军伕都是与日本通敌」,现在有给他们吃、穿、治病,又得送他们回台湾,「简直是浪费金钱」。

中国国民党政权更曾在一九四六年八月,提出一个『载运台胞来台之海轮奖励及支付船价方法』指出,由广东省政府、救济分署、长官公署各分担船价三分之一,本省(作者注:台湾)以原料作抵,每次五百吨,另准每次来船自由购煤以每吨公价法币四万元优待,其余食糖、樟脑,均准优价拨让。这种派船要钱,又以遣送为理由大肆借机搜括台湾重要物资的作法,根本恶劣到了极点。

有不少由台湾人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在中国成立的团体,只好在没有官方协助下设法援救自己同胞。

丘念台曾说,「为使居留台侨表达效力政府的意志,我提议要求他们自动献金。于是,大家热烈解曩捐献。」接受献金的对象包括: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将军、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广州市长陈策、广州市警察局长李国俊。

旅沪台湾同乡也曾聚资一百万元,由杨肇嘉和谢南光以全体台胞的名义送给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总部。

遣返台湾人的工作一直都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和台湾人团体的努力下进行,因此,进行极为缓慢,到后来,海南岛方面就有不少台湾人直到中国国民党蒋政权败逃台湾之后,还继续滞留在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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